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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与此类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十分类似的观点不胜枚举。

其二，行政处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高效。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共性在于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对于两者的差别有量的差别说、质的差别说、质与量的差别说等诸多论争。

我国实务中以有无故意作为处罚轻重的考虑因素，置于责任主义之下是妥当的，也是易于理解的。当一个人的行为不受意志控制时，法律一般对该行为不予评价。然而，在责任能力上，该新法将违警责任年龄修改为13岁，即未满13岁违警者不处罚。现代德日刑法中责任理论的建立是以责任主义为基础的。[47]过失的认定可以从谨慎公民的一般水准与个别行为之间进行衡量，未达到一般水准，经行政机关查明，无正当理由者，即为存在过失。

[43]首先，要有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其次，是违反注意义务规范。然而，没有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上作出一般规定，不等于说行政处罚就无需考虑行为人的责任条件，因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可能规定了主观要素。[53]于改之、吕小红：《比例原则的刑法适用及其展开》，《现代法学》2018年第4期。

在英国，对在行政法领域适用信赖保护原则提倡甚力的克雷格教授，也是将信赖保护作为法律安定性原则的当然结果[63]。有学者认为，引入保护规范理论，对于规制诉权滥用、预防恶意诉讼、节省司法资源，明确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制度分工，以及平衡行政效率与保障行政责任之间的张力具有深远意义[71]。对于什么是行政法总则，目前有不同理解。[46]章志远：《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法学》2018年第9期。

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规制研究产生兴趣，2015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先后以面向政府规制的行政法学、互联网规制与治理的法律问题、合作规制与自我规制、法治与规制的基本范畴等为主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参加讨论。未来，我国行政法释义学的建构，需要进一步研究公私法区分的标准，对个案进行公私法归类需要考虑的因素，结合PPP和平台经济等的发展，公私法领域的交织、支持和补充，以及公法人、公物法和行政契约（公法契约）的具体制度，等等。

在制度上，法律优位虽非绝对原则，允许有例外存在，但应严格限定于有更强理由的情形，以确保法的安定性[61]。（二）保护规范理论与原告资格判断 在德日行政法学界，保护规范理论是界定私人公权利及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通说。[36]王世杰：《论行政行为对刑事审判的拘束》，《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6期。王敬波：《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

[45]关保英：《行政法典总则的法理学分析》，《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在政府规制模式方面，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助推( nudge)理论是一个新发展[⑩]。长期以来，行政违法行为被犯罪化处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分析了这种状况的危害及其成因。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

[15]金自宁：《风险中的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应松年教授认为，目前制定行政法总则的理论条件已经成熟，制定行政法总则可以借鉴民法总则采取的提取公因式法，将贯穿行政法的一些共同性、统帅性的原则和规范，从现有的立法规定中提取出来，形成较为抽象化的行政法总则条款。

[50]刘权：《目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的重构》，《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有学者对德国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规范基础进行了研究。

但我国法学界除了行刑衔接等少数问题外，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例如行政决定对刑事审判是否具有拘束力，刑事不法的认定相对于行政不法的认定是否具有从属性等等，缺乏深入探讨。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页。有学者提出，对惩罚性赔偿不仅要从民法视野中考察,而且将其同行政处罚等传统规制手段相互调试,形成功能互补而非功能重叠的关系[31]。在未来，行政法学界除了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和要求、司法审查的标准和强度等进行精细化研究以外，还需要对其能够切实发挥功能的前提和保障进行研究，特别是如何防范认认真真走过场、避免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的空转。（七）内部行政与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是外部行政，将内部行政简单地作为非法律问题简单地摒弃于行政法（学）的范围之外。[62]展鹏贺：《德国公法上信赖保护规范基础的变迁——基于法教义学的视角》，《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

[17]沈岿：《风险规制丛书总序》，[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1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要求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等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而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参与[56]。有学者认为，应改变以危险防卫为主的传统模式，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并明确该原则的适用前提和措施限度，在安全与自由之间达成平衡。

但如果全面地理解政府规制职能，则可发现放松规制仅仅是规制改革的一个面向，此外还需要认真对待政府规制在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行政法在限制政府市场规制权和保障其有效行使之间应进行适当平衡。[65]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第108-110页。

有学者注意到，随着社会变迁和国家任务的变化，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与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形成三方乃至多方行政法关系，就其间的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依法展开调整，与传统的自由防御型行政法有很大不同[20]。有学者指出，指出当前行政鉴定存在认定与鉴定混同、争夺鉴定权、司法主动让权等现象，导致了司法权的弱化[39]。也有学者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持审慎的怀疑或保留态度[73]。荷兰的《行政法通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一般行政法领域法典化的立法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得了成功[42]。

[28]卢护锋：《新时代我国行政法的主题变奏与体系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4期。[35]王克稳：《论公法性质的自然资源使用权》，《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

[57]杨登峰：《法无规定时正当程序原则之适用》，《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而在承认信赖保护原则的国家，一般说来，法律安定性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是那些一旦适用即会对私人不利的领域。

该决断绝非限于学理之争，其作出的原因更多是基于实践需要与权力博弈[47]。行政法的空间维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社会互动协同的机制和方式，离不开行政法的规范和支撑，相关的研究在未来还需要围绕行政区划制度、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城市治理制度、开发区制度等等加以拓展和深化。

有学者讨论了行政犯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之间的关系，主张采取质的区别说，认为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在规范保护目的上具有本质区别，应当通过构成要件复合性的实质判断排除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38]。[47]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争与形成》，《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二战以后，这一理论被抛弃，其合理内核则在特别法律关系等概念中得到保留[74]。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以及相关议题重新引起重视。

基于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努力受阻以及《民法总则》的成功经验，2017年应松年教授提出并倡导制定行政法总则[43]，此后围绕行政法总则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作为回应，法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经历了从公共权力论到公务理论的变迁，在德国行政法学上给付（服务）行政也成为与干预行政或者秩序行政并列的基本行政类型[⑧]。

[69]关于相关争论，参见《保护规范理论：学术、司法的互动与接纳》，《检察日报》2019年8月14日。刘权：《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反思与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有学者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出发，主张重构一个开放、多维度、权力与权利双向运动的风险治理体系[19]。[40]行政法和刑法的关系问题，事关人权保护、国家法治秩序的统一、罪刑法定原则和行政行为（决定）的构成要件效力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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